每到菌子上市的季节，视菌如命的云南人便会不约而同去品尝这一年一度的美味。此时，“头上戴帽、腰间系裙和脚上穿鞋的野生菌不要吃”“自己不熟知的菌子不要吃”等通俗易懂的警示口诀也会传遍云南的大街小巷。这些口诀的提出者就是专注线余年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分类室主任杨祝良。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云南人，杨祝良从小就知道采食菌物对当地人的重要性。可每年因误食野生菌发生的中毒事故也一直伴随他的记忆。

　　1983年，从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杨祝良，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一次雨林考察，杨祝良看到各种各样的蘑菇，便与同行的前辈们聊起这些蘑菇的名称。没想到，对树木花草了如指掌的前辈，却对这些漫山遍野的蘑菇所知寥寥。考察之余，他又去问老百姓，得到的回答也是“晓不得”。杨祝良发现，虽然云南有着“真菌王国”的美誉，但是人们对真菌并不了解，对于这类生物的研究也十分匮乏，这也许这就是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随后他考上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真菌学家臧穆。此后又听从导师建议，前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他不仅获得了“走出国门、接轨世界”的机遇，同时也为以后的科研生涯筑牢了根基。

　　牛肝菌科与鹅膏科真菌都是极具经济价值的菌类。在德国深造期间，杨祝良开启了中国鹅膏科真菌的研究，并对鹅膏科真菌进行了系统、规模的采样，创建了世界鹅膏科新的分类系统。此后，杨祝良及其学生利用分子手段对牛肝菌科真菌的演化进行深入研究，首次构建了世界牛肝菌科的分子系统发育框架以及全球牛肝菌科高级阶元的分类系统框架，揭示了中国牛肝菌科真菌的基本特征和属种多样性。

　　科研的过程是艰辛的。杨祝良第一次到西藏考察，便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心率一度达到120次/分钟。但他没有退却。也就是在这次科考中，杨祝良竟然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草甸发现了野生菌。这为后来他牵头完成的“重要野生蘑菇的系统亲缘、多样性与新资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样本依据。直到现在，杨祝良依然保持着每年进行野外考察的习惯。在从事高等真菌多样性及资源利用研究工作30余年里，杨祝良的足迹遍布西南山地。他采集的真菌标本促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所存标本从5万余份增加到10万余份，成为中国第二大真菌标本室，为真菌研究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科研材料。他先后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相关科研项目30余项，不断推动着我国真菌研究的快速发展。

　　将科研成果服务于经济社会，是杨祝良进行真菌研究的最初动力。“我们用真菌学的基础理论来指导、解决生产实际中的科学问题，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完善理论，一定要做得高明。要能够帮助、指导农民兄弟切实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提升食用菌栽培水平。”杨祝良说。

　　如今，杨祝良带领团队选育获得20余个羊肚菌高产核心种质，研发了菌株退化检测的关键技术，解决了羊肚菌人工栽培产量不稳定的瓶颈问题，开创性地提出“春播夏收”“夏播秋收”“秋播冬收”等种植新模式，实现了羊肚菌大田四季高效的标准化种植。该种植模式在云南省深度贫困的贡山县得以推广，指导独龙族、怒族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羊肚菌，实现了产业脱贫致富。

　　2017年，杨祝良牵头编写“云南常见毒菌（毒蘑菇）”宣传画，2022年推出“云南常见毒菌（毒蘑菇）2022版”，经过在云南地区的覆盖式科普宣传，云南因误食毒蘑菇中毒及死亡人数实现逐年下降。在多年的研究历程中，他也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戴芳澜杰出成就奖”“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一系列荣誉奖项，成为了大家眼中学识渊博的“蘑菇先生”。但他却没有因此感到满足，继续在菌类世界中进行着不懈探索。“作为普普通通的一位科研人员，你要自己去思考你的研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不管哪个行当，当你能够潜心地投入进去，长期地专注该项工作，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在那个行当里面成为先生。”（云南省总工会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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