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潮新闻报道，唐先生近日反映，今年4月他将患重症的孩子从江西省儿童医院转至上海治疗时，800公里的路程被“民营救护车”收取了28000元转运费，直接转到司机个人账户，且无费用明细及发票，令人质疑是否合理。据极目新闻报道，记者以唐先生朋友身份致电江西省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此事正在核实。

　　这是近期被曝的又一起“高价救护车”事件。6月初，媒体报道一女子将癌症父亲从北京转运至山西，800公里路程被“黑救护车”收费8400元；广东湛江有老人从医院回家的“落叶归根”路，3公里被收1800元……梳理媒体报道的救护车转运投诉案例，大多集中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是不讲规矩，漫天要价；二是不守契约，中途加价；三是胆大妄为，黑车上路。

　　医院因资源有限，120急救车以外的服务走向社会化，这就形成了非急救转运市场。对于规范非急救转运，社会一直有较高的呼声。2018年，在中国政府网问政平台上，就有关于规范救护车院前急救、院后转运的建议。国家卫健委答复称，要对“黑救护车”等现象进行严厉打击；责成有关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召回在异地从事转运非急救患者活动本省牌照车辆，对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有关单位、个人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目前，120急救体系相对规范，但非急救转运尚无全国性的管理办法，地方处于试点探索阶段。国家卫健委《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主题活动方案（2023-2025年）》提出，积极探索非急救转运服务。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等要率先开展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试点，建立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平台，实现统一呼叫号码、统一受理呼叫、统一指挥调度，对急救与非急救进行分类调派和管理，不断满足患者急救和非急救医疗转运需求。

　　回到这起28000元救护车事件，据潮新闻报道，南昌紧急救援中心工作人员称，南昌紧急救援中心对于救护车的服务价格是有明文规定的，现在从南昌转运至上海整体费用大概在11000元左右。可见，被唐先生质疑的“高价救护车”，并非完全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自由市场逻辑，其实是有价格标准可遵行或参照的。

　　但在执行层面为何成了如今局面？这些价格信息是否透明、可及？是否通过统一的服务平台运行，是否符合上述“三统一”原则？不得不打上问号。

　　在人们使用救护车转运服务的现实场景中，如果依托统一调度的叫车平台运行，则无需“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有透明的价格参照，也能让求医者心中有数，避免被人随意拿捏，利益遭受损失。若透明度不够，就可能存在操弄的空间。在这起28000元转运事件中，为何是医生帮忙介绍救护车，为何承运方不开发票？相对当地紧急救援中心给出的大概价格，多出的1万多元是承运司机赚取，还是有“分食者”？是否存在“食利者”链条？这些都应纳入调查内容。

　　接二连三曝出的“高价救护车”事件，一定程度反映了相关法规的滞后、监管的疏漏。其中反映出的信息透明问题、利益链条问题、监管执法问题，如何破解？

　　关于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的全国性管理办法亟须出台，从源头杜绝乱象。各地也要加快建设统一的服务运营平台，而不是由相关公司自己说了算。价格和服务标准的透明，有利于患者使用服务和社会监督。

　　最为重要的是，要靠一体化监管体系规范市场监管、整治市场乱象。非急救医疗转运涉及到卫健、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如果多头执法各管一段，就可能存在环节的疏漏、力度的欠缺。当以市场公平透明为原则，以综合执法机制为保障，以严格执法为手段，不断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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