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凭借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的雄厚实力，张国焘当上了红军总政委。一时间，八万兵力的红四方面军，其风头已然盖过了长征中减员严重的红一方面军。而张国焘的野心就是在这时开始膨胀的，并在三个月后走上了公然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道路。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最终失败，固然是由于其不得人心、众叛亲离所致，但两军会合后，他在红军兵力配置上也犯下了一个大的“疏漏”，对于张国焘来说，这是致命的。正是这个“疏漏”，为日后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单独脱险创造了先决条件。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根据新形势进行了组织人事上的调整。红军总司令部的组成是：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参谋长刘伯承。红军总司令部下设前敌指挥部，前敌指挥部的组成是：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红一方面军下辖：红1军团、红3军团、红5军团、红9军团。红四方面军下辖：红4军、红9军、红30军、红31军、红33军。这时，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围困和消灭于岷江以西和懋功以北地区。面对这种形势，中革军委决定执行《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张国焘和朱德总司令签署命令，规定全体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团、红9军团和四方面军的9军、31军、33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红1军团、红3军团和四方面军的4军、30军组成，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党中央、军委纵队随右路军前进。

　　从这个编组可以看到，两大主力方面军都进行了拆散，分别编入左、右路军，红军为何这么编组呢？一方面这是作战行动的需要，因为当时红一方面军减员严重，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至1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则有8万多人。如果继续以某一支方面军独立作战，则红一方面军压力较大、困难也会多。另一方面，张国焘刚刚当上红军总政委，他又把四方面军的人员陆续安插在军委和总部各级，战役的具体指挥权授予徐向前和陈昌浩，事实上，中革军委的实际指挥权已经转移到了四方面军总部。张国焘的每一步都朝着控制和直接号令全部红军的目标迈进，他自信这样编组部队，打乱原建制，可以更好地控制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中，实力最强的是红1、红3军团，林彪的红1军团当时约有3500人，彭德怀的红3军团当时约有3000人。除此之外，董振堂的红5军团不到2000人，罗炳辉的红9军团只有几百人。为了补充红一方面军的战力，同时也是为了给一方面军“掺沙子”，张国焘以统筹全局的姿态，从四方面军抽调部队调拨到一方面军，包括红4军抽调的32团（1100余人）、红30军抽调的270团（1600余人）、红33军抽调的294团（1100余人），这三个团约占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兵力的四分之一。考虑到左路军的红5、红9军团实际兵力不足一个军，所以四方面军当时的五个军，有三个军（9军、31军、33军）分到左路军，剩下的两个军（4军、30军）分到了右路军。

　　张国焘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充分地掌握全局，但是他在进行兵力配置时，却有两点疏忽：一是将红一方面军实力最强的红1、红3军团都编在右路军。林彪的红1军团和彭德怀的红3军团，这两个军团联合在一起，就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如果张国焘在兵力编组时，将红1军团与红3军团拆散，分别配置于左路军和右路军，则那时红一方面军任何一部都没有力量采取单独行动。两个军团同在一个方向，相当于变相保留了红一方面军的完整建制。二是让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机关随右路军前进。按照张国焘的想法，右路军有徐向前、陈昌浩领衔的红军前敌指挥部，掌握着右路军的实际指挥权，但是徐向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保持着绝对忠诚，他对张国焘搞的那一套始终不感冒。陈昌浩虽然追随张国焘的大政方针和路线，但是他对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也是比较尊重的，而且当徐、陈二人态度一致时，张国焘也会做出某种妥协。张国焘跟随左路军行动，对右路军的操控只能通过电台，这就给中共中央在特殊条件下直接指挥军队，特别是就近指挥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单独行动创造了条件，这一条件对于一个月以后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先行北上至关重要。

　　《夏洮战役计划》在党的历史文献中，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文件，长久以来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是这又是一个关键的文献。精明过人的张国焘虽始终对中央政治局和红一方面军深怀戒心，最后却留下这样大的“疏漏”，这两个无意之中的“疏漏”，为日后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虎口脱险”创造了先决条件。1935年9月8日，张国焘密令徐向前、陈昌浩带着右路军南返，彻底否定了党中央做出的北上的正确方针。9月10日凌晨，党中央被迫带着红1、红3军团单独北上，并顺利抵达陕北，先于红四方面军一年时间结束长征。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裹挟下南返，最终遭遇重大失败，总兵力折损一半以上，不得不在1936年7月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共同北上。张国焘的南下政策彻底破产，红四方面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由巅峰滑向低谷。《夏洮战役计划》已经为张国焘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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